在2005年“两会”刚刚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暨2005年第一次会议于3月16日在北京召开，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张恩照提出的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和董事长职务的请求。会议决定在新的董事长选举产生前，由常振明代行董事长职权。张恩照的离职，外界盛传是因为经济问题所致，而张恩照本人目前也在接受相关部门调查。这无疑将对处于箭在弦上的建行上市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而对步履维艰的中国金融改革的全局性影响到底有多大，目前还难以下准确的结论。

　　从建行获得汇金公司注资开始后的四大国有银行改革，无疑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而在此之后，无论是央行、银监会、四大国有银行本身还是学界，近乎一致的认为只有彻底改善四大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问题、加强内控机制，才是取得银行股改成功的关键。但是，若张恩照案件查实确因金融腐败所致，那无疑是对建行上市的重大打击。加上之前中行黑龙江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的10亿元资金窃案，市场相关人士无理由不对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表示忧虑。外是外资金融机构在WTO之后对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步步进逼，内是四大国有银行治理结构在短期内没有获得明显改善，即使让国有银行仓促上市，或许上市后的“后续难题”将对国有银行产生更大的困扰，中国人寿上市后遭诉已是前车之鉴。我们现今尚无法猜度管理层“临阵换将”的可能性原因，世界著名的评级公司标准普尔于昨天表示，对建行信用评级维持不变，不会因有关该行的某些传言而受到影响。同时，该机构称，即便传言属实，也不会对该行的财务状况有重大影响。但是，想必外国投行和投资者不会这样乐观，他们对中国大型银行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的忧虑，也可能影响建行的估值，使其无法完成100亿美元的融资目标。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一直处于实际的缺位状态，基本上是财政部负责费用控制，中组部负责人事（原来是金融工委负责），银监会负责监管。而中央财政对建行的注资，采取的方案是，将原有全部资本金冲销坏账，在此基础上央行以外汇储备注资，并透过汇金公司持有绝大多数的股权。在建行模式中，财政部、央行分别派员担任汇金公司的董事，进而透过汇金公司实现其国有出资人职能。事实上，在建行的注资改革后，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已十分突出，甚至出现了董事长和行长分管不同部门的尴尬局面。究其原因，试点银行的董事长、行长都由中组部任命，行政级别相同，因而从逻辑上行长并不对董事会负责，董事长也必然更倾向于向任命他的机构而非股东负责，这使得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或者所有者代表的关系，以及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关系都产生了扭曲。而常振明目前以行长身份代行建行董事长之职，或许可以缓和建行股改后的“冲突”局面，当然，未来的情形尚难以判断。

　　目前的建行股改，现实的难题是引进国外的战略投资者，而按照管理层的想法，该战略投资者至少应该满足以下条件：能在建行上市后至少三年内不抛售建行股票、属于国外的著名银行集团。这在以往的大型中央国企的改革中已经略见端倪，比如2000年10月18日，中石化在香港、纽约和伦敦上市时，英国石油、埃克森美孚和壳牌三家欧美石油巨擘斥资18．3亿美元，以每股1．59港元的价格购买中石化41%的H股股份。英国石油和壳牌曾于去年2月和3月将其持有的中石化抛售一空，其中英国石油抛出所持的2．1%中石化股份，壳牌抛出2．27%中石化股份。埃克森美孚作为中石化最后一名战略股东，现在也已撤退（2月28日，中石化新闻发言人证实，埃克森美孚已通过美林全部抛光手中持有的近32亿股中石化股份，每股的价格为3．38-3．525港元）。当然，就英国石油、埃克森美孚和壳牌三家战略投资者而言，在投资中石化之后，他们也获得了在中国部分城市石油零售领域的销售权和西气东输项目的开发权。而在金融领域，2004年，高盛与联想合资设立的高华证券，也是以解决海南证券的部分债务为代价，因此被称为进入中国市场的“买门票”模式。

　　从另一方面来看，《价值》杂志主笔袁剑认为，屡屡“出事”的金融高管，早已让业界感慨中国的金融家几乎都呆在监狱里，与前中行行长王雪冰相同，张恩照们身在体制内，决定性的人生经验都在体制内完成。这就决定了，虽然他们都有某种专业背景，但本质上仍然是官员，而不是金融家。所以，这批人的腐败， 就绝不仅仅意味着金融家的腐败。在绝大部分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失足与其他官员并没有什么两样。虽然在某 些特殊场合，我们不能排除这些金融人才倒霉的其他因素，但无论如何，他们总是被人抓住了把柄。许多外国观察家在对中国金融家表示同情的时候，总是认为导致这些人最终掉进陷 阱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作为金融家的收入太低。但他们究竟是金融家，还是政府官员?这显然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导致这些金融官员翻船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虽然身为金融官员，但这批体制内的金融人实际 上相当缺乏必要的市场磨炼。要你去看看中国国有银行的现状 ，你就会发现，那里根本就没有诞生金融家的土壤。在那里，中国的银行更像是一个行政机关，而不是一个商业机构。它们的行为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商业考虑。这种尴尬 实际上也深刻反映了，中国核心金融体系的改革，在十多年中，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并不值得认真评价。其中所蕴含的巨大风险，并不是牺牲一批甚至是一代金融人所能够化解的。当 然，我们愿意相信，金融改革的迟滞并不是金融本身造成的，隐身于金融体制之后的，还有更具压迫性的体制力量。但愿，张恩照、王雪冰等将是中国金融改革拂晓前的最后一批罹难者。而实际上，张恩照们——这批因改革而声誉鹊起的金融家们，如流星般地纷纷坠落，已经急切地昭示：中国改革已经走到了无可彷徨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