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政治，在我们以前的印象中，感觉就是一无是处，黑暗的无以复加，这大约与朱元璋有关，他既不善待开国功臣，对读书人也比较苛刻，因此由文人臣子写就的历史对他的评价自然不高，加之其创造的特务政治，保全了朱明的天下（最主要的证据就是明朝没有臣子作乱），却寒了士子的心，让读书人到老百姓都活的比较憋屈。

      其实，明朝的历史并非一无是处，就像我们今天谈到的万历皇帝，其实若把他的统治下的前三分之一的历史来看，完全是一个类秦皇汉武式的皇帝，即使评价再不济，也是一守成之主，任用元辅张居正，君臣相悦之下所共创的盛世，其实完全不亚于康雍乾三朝的张廷玉与皇帝之间的“和谐”。大凡盛世者，必是君臣和谐，比如魏征之于唐太宗，当然，这个理不能反推，那就是君臣相悦的未必就是盛世，比如明世宗之于严嵩，其实有点狼狈为奸的意味。

      “一条鞭法”，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把实物税收及人力支出（徭役）改为货币税收，想来在现在是一挺简单的事，为何在历史上却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改革？封建王朝的财政一直是一种简单化的管理，完全没有现代财政的概念，加之这次改革让其中度量实物、押解运输的等等官、役失去了捞油水的机会，所遭遇的阻力可想而知，你张居正分明就是想与官员集团作对嘛，这也是万历早期的善政。

      万历年少登基，其母陈太后和元辅张居正极为重视他的教育问题，而万历也极为配合，日讲和经筵从来是准时参加，并且对帝王之术也颇有研究，可以说他是一个极聪慧的人，这一点，从非PMP的角度讲，张居正也是赞誉有加。中国的文字解释至少有其两面性，比如“聪明”这个词，分别用在万历的早期和晚期，就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前期使得朝政万象更新，晚期则万历把他用在了与朝臣的周旋上，可叹可怜！在对唐时明臣魏征的评价方面，特别能体现万历皇帝对很多问题都有其独到的认识，万历对魏征评价不高，这与史家相左，原因是魏征先后侍李密、建成和太宗李世民，万历认为其不忠，道德上存在缺陷。魏征以争谏名闻天下，是臣子的榜样，当然从写历史的臣子（如司马迁者）角度来讲，更是这样，但是从万历作为皇帝的角度看，这样道德上存在缺陷的臣子是他所厌恶的，尤其是在他统治的后期（与朝臣作对多年）。

      张居正有其跋扈的一面，尤其是在其权力基础稳固以后，“非相，乃摄也”的自评便决定了其在万历的反攻倒算中的下场。朱元璋连“相”都无法容忍，何况是“摄”，万历当然不能除外，皇权被分割的结果，就是必然要你死我活，幸好张居正死的早，只是后来被戮尸，没有亲身感受到痛苦，以及他所开创的新政局面在过犹不及中被一一推翻，古人云“不以人废言”，唉，这种境界又是几人能做到呢？